平淡生活

张艺谋PK陈凯歌

——艺术·荣誉·票房之二十年较量

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名字已经注定会被载入中国电影的史册。从1984年两人一起创作的《黄土地》开始到2004年张艺谋的《十面埋伏》落下帷幕，二十年的时间里，张艺谋和陈凯歌掀起了中国电影艺术与意识的波澜，创造了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荣誉的最高峰。某种程度上，在中国，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名字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两座高峰。

本文从艺术、荣誉、票房三方面入手，以点带面地对张艺谋和陈凯歌二十年来的电影作不完全地回顾和比较，可以看作是两人二十年来的一场较量。

艺 术

电影首先是一门艺术。在中国乃至世界，谈起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名字之所以如此响亮，首先是因为二十年来两人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回顾两人二十年来的电影创作，如果说张艺谋是以不断地创新变化成就了自己在艺术上的不同凡响，那么陈凯歌则是以执著的人文思考赢得了自己的艺术名声。

早在担任《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摄影时，张艺谋的创新意识就已经初露端倪。两部影片中，张艺谋以其大胆叛逆的摄影风格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后，在1987年的处女作《红高粱》中，张艺谋的创新意识得到了一次最完美的体现。他以开合纵横的大气第一次为中国观众奉献了一桌视觉的欢宴。传奇的故事情节、仪式化的民俗处理、强烈的影音造型、张扬的人性表现合在一起，在电影中展现出一种久违了的民族特质。

此后，张艺谋的电影风格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1990年的《菊豆》，张艺谋从《红高粱》激情的张扬返回一种压抑的沉静。1991年，在娱乐潮流已经汹汹来临的时候，张艺谋以《大红灯笼高高挂》将中国电影的造型推向了极端。而在此之前，在后来人们都不愿意谈起的《代号“美洲豹”》（1988）中，张艺谋还在商业娱乐的把玩为自己早期的创作轨迹留下了无拘无束的商业实验证明。

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艺术探索的又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影片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纪实风格的追求再一次显示了张艺谋独标一格的创新能力，影片风格的极大转变远远超出第五代的规范，也超出了他以往电影的常规。

1993年的《活着》，张艺谋归向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电影。1994年，张艺谋试图调和商业与艺术的因素，拍出了一部完全形态的真正商业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张艺谋再一次大改变，进入纯粹都市题材。在艺术上，张艺谋几乎成了变化莫测的代码。此后的《一个都不能少》（1998）、《我的父亲母亲》（1999）、《幸福时光》（2000）、《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张艺谋变化的大起大落更令人震惊。

相对于张艺谋不混同于流俗的艺术个性，在艺术上，陈凯歌却始终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成为“第五代”这一名称的守望者。在某种程度上，将陈凯歌作为坚持第五代导演走向的代表更为恰切。

1984的《黄土地》，人文思考的深度是影片震撼人心的主要所在。沉默无语的黄土沟壑和终年劳作的百姓、高悬冷酷的天际与仰首叩拜孜孜以盼的臣民、周而复始无爱无恨的婚约仪式与隐约驿动的个体情感，成为陈凯歌博大的人文关切意识的艺术投注。

沿着《黄土地》所开启的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基本构架，在《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边走边唱》（1991）中，陈凯歌执著地继续着自己对文化具体深入的思考。《大阅兵》探讨了集体主义精神与个体意志约束关系；《孩子王》思索了文化碰撞中现代知识者的生存困境；《边走边唱》的意味性更强，借助一个盲琴师对于命运的不懈追求与索解，陈凯歌试图传达给观众“命若琴弦”的人生答案。

1992年的《霸王别姬》，陈凯歌的人文思索的达到了顶峰。“借戏梦人生的角度，演绎百年京华风尘；借京剧文化的兴衰，写民族性格的诟病”。陈凯歌以京剧这一最具中华民族特征的艺术形式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及民族文化进行了最冷峻的反思与最深刻的批判。

面对日渐商业化、世俗化的社会文化现实，沉重的人文思考使陈凯歌在艺术之路上走得越来越艰难，但是陈凯歌依然没有舍弃自己的信念。在1994年的《风月》和1998年的《荆轲刺秦王》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商业化的影片中，陈凯歌坚定地将自己的人文气质与历史悲情融入其中，试图将历史文化思考和商业娱乐结合起来。

2002年的《和你在一起》被普遍认为是陈凯歌在艺术上的转型之作。但是影片中，陈凯歌仍然不甘心做一个简单而又流畅的叙事者，顺利地将世俗生活中的感动微微动听地传达给观众；相反，他把发生在都市里的每一个生活故事串联起来，通过一种虽有痛苦但义无反顾的选择，来探询人的心灵，重建正在丧失的文化价值。

如此看来，从《黄土地》到《和你在一起》，陈凯歌并没有太多地改变自己。相对于张艺谋艺术多变的辉煌业绩，陈凯歌始终不变的艺术追求可以算是一种悲壮的胜利。对陈凯歌而言，最为辉煌的存在还是80年代第五代电影的开拓发展和坚持的实绩。

荣 誉

二十年来，如果要把张艺谋和陈凯歌的所获得的荣誉进行对比，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两人在国内国际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上所获得的无数奖项。

1984年，两人第一次合作的《黄土地》大获全胜。陈凯歌凭借《黄土地》获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意大利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而作为摄影的张艺谋同样风光无限，该片为张艺谋赢得了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等奖项。《大阅兵》之后，两人分道扬镳。

分开发展的张艺谋在1987年执导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获得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大奖的中国影片。《红高粱》还同时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此外，在其它大大小小的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所获得奖项不计其数。从《红高粱》始，张艺谋开始了在电影道路上的一路风光。

不计《红高粱》，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在国际上，张艺谋在与西柏林同一级别的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两度摘得金狮奖（《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一次获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次获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银熊奖（《我的父亲母亲》）。在国内，两度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最佳导演奖（《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四次获中国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张艺谋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神话”。

此外，稍早于《红高粱》，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半路出家的演员张艺谋在吴天明执导的《老井》中担任男主角饰演孙旺泉，获得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次年，又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十一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个“三冠影帝”。

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张艺谋被评选为“全世界十大杰出导演之一”；

1995年，在美国克罗拉多国际电影节上，张艺谋获“杰出成就奖” ；

1995年，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张艺谋获“终生成就奖” ；

1996年，张艺谋被美国《娱乐周刊》评选为当代世界二十位大导演之一；

1998年，张艺谋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世界十大风云人物。

与张艺谋相比，陈凯歌显得有些逊色。

1987年，《红高粱》问鼎柏林，《孩子王》却败走戛纳。

1993年，以《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三度冲击戛纳的陈凯歌终于凭借《霸王别姬》获得第四十六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无疑，《霸王别姬》的获奖，对中国电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和张艺谋的电影一起完成了中国电影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等世界重大国际电影节上的大满贯，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这是陈凯歌个人电影生涯的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2002年，《和你在一起》为陈凯歌赢得第二十二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这位有着极高声望的大导演第一次获得该奖项。而在最佳影片的评选中，该片却成为获得提名的三部影片（其它两部为《美丽的大脚》、《冲出亚马逊》）中唯一落选的一部。

综观二十年陈凯歌和张艺谋所获得的荣誉，如果用“一枝独秀”来形容陈凯歌，那么张艺谋则可以称得上是“百花齐放”。如果说陈凯歌是一位拥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电影导演，那么张艺谋则可以称得上是在世界电影整体格局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的标志性人物，他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接近一个电影大师所能抵达的境地。

谁高谁低，不点自破。

票 房

缘于电影与生俱来的商业品属性，票房永远是检验一个导演水平的终极标准。在张艺谋和陈凯歌刚刚登上影坛之初的八十年代，中国电影还没有真正面对市场的检验。在那个文化相对贫乏的年代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最突出的并不是商业问题。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已经没有一个导演能够阻止自己向市场臣服的脚步。

二十年的时间，张艺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电影导演中并不多见的具有明星般号召力的导演。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位列各年度票房收入前10位的影片中，张艺谋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英雄》、《十面埋伏》均在年度票房收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其中，最值得一提是新世纪之初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在2002年岁末开始成为中国电影空前热点的武侠电影《英雄》，在公映后所获得的2亿多的票房，在市场低迷的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近乎天方夜谭的神话。同样的奇迹还出现在2004年的《十面埋伏》一片中，在国人一片无情的批判声中，《十面埋伏》依然获得1.5亿的票房收入。

而相对于张艺谋的接连不断的票房传奇，二十年的时间里，陈凯歌只有两次票房奇迹。一次是他的《霸王别姬》，另一次是他的《和你在一起》。前者当年在国内上映，以四元的票价创造了4000万元的票房，相当于1000万人次进电影院，无疑，这是国产电影中不俗的业绩。后者则以1300多万元人民币位居2002年的国产故事片票房榜首。

但陈凯歌电影通常的情况是“曲高和寡”。当年，张艺谋《红高粱》达到了5千万人次的观影高潮，陈凯歌的《孩子王》却只卖出六个拷贝。此后的《边走边唱》无人喝彩，《风月》同样无声无息，票房都不尽如人意。还有1998年的《荆轲刺秦王》，这部耗资8000万人民币的影片在国内的票房仅有200万元。有人据此戏称，《荆轲刺秦王》是陈凯歌的“滑铁卢”。

如果要对张艺谋和陈凯歌二十年来在票房上的较量做一个总结，那么，张艺谋无疑又是一个指向成功的标准符号。而陈凯歌似乎缺乏他的同窗张艺谋所具有的能够走向成功的特有的智慧。

结 语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美”，张艺谋、陈凯歌二十年的较量已经成为过去，而在电影的道路上，两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5年岁末，陈凯歌史无前例的商业巨片《无极》与张艺谋的艺术片《千里走单骑》的上映，已经昭示出“尘埃并未落定”。究竟“谁主沉浮”，对张艺谋和陈凯歌我们抱有同样的期待。